虞国对外情报局的渗透起初并未引起太大波澜。在徐珵变法后的半年里，两百名伪装成商人、教师或技术顾问的情报人员，如同水滴融入大海，悄无声息地散布在南洋诸国。
他们携带的不仅是一部分在虞国已经落后的工业机械图纸或农业技术手册，更有精心编译的社会变革手册，其中既收录了虞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夹杂着经过筛选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理论摘要。
这些材料通过工厂夜校、乡村识字班、商会交流会等渠道，在小国的基层悄然传播。沈国皇帝朱佶焞在世时，凭借铁腕手段将中小藩国拧成一股绳，即便内部存在资源分配的矛盾，面对六大强国时仍能保持表面一致。
岷国的“虚君制”犹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彻底打破了现在小国团结一致的局面。其他大国虽然没有和虞国一样警觉，但是也在小国思想开始混乱之后，也是迅速反应了过来。
最先警觉的是宁国，作为自认为的太平洋的警察，本身也地处于南洋地区，宁国在南洋的商船队与情报网最为密集。其驻庆国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发现，庆国都城的大学中，甚至有不少学生在街头巷尾游行，希望庆国变法，希望学习岷国，采取虚君制度。
宁国皇帝朱奠培在收到消息之后，连忙让情报部门出动，去探查南洋小国的动静。情报汇总后显示，类似的行动并非个案。
在代国勃固地区，矿工中流传着“工人参与管理”的说法；在韩国济州岛，商人自发组织“商会议会”，要求参与税收政策讨论；甚至在最偏远的秦国，乡村里也出现了关于“土地分配”的秘密集会。所有线索或明或暗都指向各个大国。
越国的商人正在辽国兜售“君主立宪优越性”的小册子；洪州共和国的情报人员在晋国各地宣讲加盟洪州共和国的优越性；甚至有不明势力在散布“恢复周礼”的复古言论，很显然是那些伪明余孽的残留。
和宁国一样，洪州共和国、明国、越国、扬国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在知道甚至有些证据指向了自己国家之后，先是觉得不可思议，连忙让情报部门自查，在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也知道是其他国家情报部门引导。
在知道这些之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太想追究这些了，大明联邦各国的情报人员纷繁复杂，想要找出幕后黑手，基本上不可能，更何况这些动作对于自己国家是有利的，所以还不如顺势而为，既然南洋已经大乱，那就趁机扩大自身影响力？
六大强国顿时达成了无声的默契，不再纠结于到底是哪个国家破坏规则，转而各自制定策略，在南洋展开角逐。
明国的重心放在中南半岛，肃国、岷国、鲁国、楚国控制着连接南洋与大明本土的陆路通道，本来就是大明帝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如果能够将这四国纳入势力范围，便可确保对越国和扬国的陆上物资运输线。
其策略以“传统纽带”为核心，派遣和中南半岛四国有亲的人家，以“探亲”名义访问四国，赠送明国的各种时新产品，同时暗示如果加入明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势力范围，那么大明市场会向这些国家开放。
在岷国，明国甚至提出愿协助徐珵组建和明国军队装备和训练相同的陆军部队，条件是岷国议会需保留宗室代表席位。
宁国与虞国则选择“广撒网”。宁国凭借太平洋舰队的优势，将势力延伸至吕宋岛、婆罗洲周边的小国，其情报人员以“投资矿业”为掩护。在商国、陈国等推行“宁式资本主义”允许小国保留君主制。
但经济需完全融入宁国体系，矿产资源由宁国公司独家开采，换取基础设施投资。虞国则延续“多轨并行”的思路，既向工人团体传播社会主义，也向改革派官员提供君主立宪的参考方案，甚至为保守派的士绅编译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只求打破原先的政治格局。
越国与扬国将目标锁定在东部沿海的辽国、庆国、沈国、韩国。越国以“军事同盟”为诱饵，承诺为四国提供新式火炮与海军训练，要求其效仿越国君主立宪制，国王握有军权，议会负责财政，两者相互制衡。
扬国则侧重文化渗透，朱高燧这个莽夫在立国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羡慕起读书人，扬国算是在分封各国的时候，第一个开启科举的国家，虽然是变了味的儒家学说，但扬国一直打着儒家正统的名义，现在则是以宣传儒学的名义向各国宣传扬国思想。
最特殊的是洪州共和国。作为联邦中唯一的共和国，其策略并非拉拢，而是同化。情报人员在秦国、晋国等地宣传洪州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宣传“放弃国号加入洪州，可直接享受联邦议会席位与工业技术共享”。
他们避开各国宫廷，直接与地方士绅、商人接触，计算加入洪州共和国的税收减免，市场准入便利等实际利益，试图以经济账说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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