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诏在南京建造备倭海船，南京逐渐成为明代最重要的造船中心。
洪武后期，造船场分布愈加广泛，福建、浙江、山东、湖广出现了许多大型造船厂。
明初造船业与宋元相比不遑多让，造船规模之大，造船配套之齐全，造船质量之高，造船检验之严，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明代的造船巅峰无疑是永乐朝，仁宣之后，社会思潮趋于保守，航海的没落直接带来了造船业的没落。
除了战略收缩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大型木料奇缺。
唐中期以来，气温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气候条件的变坏，自然影响到树木的生长，到了嘉靖和隆庆年间，作为江南粮仓的苏州竟然六月飞雪。
不仅北方的大木材已经砍光了，就连南方也难找到大木料了。
三大殿被焚，朱翊钧只能命人去云南、贵州、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去砍伐树木，然后经过长江运到南京，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来，要多费事有多费事。
连修建皇宫的木料都这么紧缺，哪有闲心事造船？
到了泰昌年间，山东水师、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用的还是万历三十年前的战船。
因为年久失修而朽坏不堪，在面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高大威猛的大船时，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
痛定思痛，常洛决定重振造船业。
然而船是造出来用的，只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才能积累造船经验，设计出更合理更适航的船只。
明朝实行闭关政策，远洋航行的需求几乎没有，顺理成章，在建造远洋船只上自然就是一片空白。
泰昌七年正月初九，文华殿中，新年的第一次朝会，常洛就宣布，从今年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废除维持了六百年的禁海令。
海禁政策宋朝就有，本质是争夺海贸控制权。海禁是限制和禁止民间私人贸易，从而以官方朝贡贸易垄断利润，商人不是不可以出海做生意，而是必须取得朝廷允许，并且要课以重税。
元朝实施官本船制度，由政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挑选经手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民三官七。
走私屡禁不止，大海商群起反对，官本船制度被废弃。
元朝和阿拉伯、欧洲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之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弃种水稻改种桑树的风潮，粮食产量税减，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各地出现食人的现象。
朱元璋的父母就是饿死的，自然会从王朝稳定的角度禁海，从而保证农民种粮。
明朝大部分时期，针对由谁来主导海上丝路和利润分配，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爆发了数次激烈的博弈。
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作为海上丝路的开启者和源头，却走上了一条反时代、反历史、反海洋的自绝之路，使华夏文明在近现代大幅落后于西方。
满殿的文武大臣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孙承宗、袁可立等老臣纷纷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
＂万里海疆洞开，不知会有多少奸邪之民趁机兴风作浪，海船一旦出了码头，全不在朝廷管辖之下，长期海外行船通商，与海盗、倭寇、外邦搅和在一起，难免生出异志，动摇国本。“
常洛目光坚定地扫视群臣，大声说道:
"朕昨夜览成祖实录，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共有六十三只宝船。大船长达四十四丈四尺，阔达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船上计有西洋官校、旗军、通士、民稍、买办、书手，共计两万七千六百七十名，何其雄哉？"
"再看看现在鲁、浙、闽、粤诸省水师，用的都是些什么船？荷兰不过是个蕞尔小国，却敢不远万里来欺负人，几百条船就能将福建半省夷为平地。耻辱！实在是耻辱！"
"成祖五征漠北，三征交趾，设三宣六慰，通使西域，贵州设省，疏通大运河，兴建新都，经营哈密卫，经略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长年累月麓川鏖战，办了这么多大事，全靠那点田赋够吗？还不是海贸赚来的？"
大殿中鸦雀无声。
郑和下西洋其实是朱明皇室的官方垄断行为，大损东南沿海士绅阶层的利益。
二十八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大概花了六百万两白银，平均每年二十万两白银左右，占明初年财政收入的1%左右，帝国财政完全可以承受。
下西洋的利润是很高很高的。
一个青花瓷白盘，成本三十文，在南洋能卖二千五百文。
一个青花白碗，成本才二十文，在南洋能卖一千六百文。
差价在百倍左右，而且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有多少货就能卖多少货，比抢钱都来得快。
更恐怖的是，在苏门答剌国，一百斤胡椒只值一两银子。
带回明朝每斤却能卖十两至二十两，差价竟然在千倍以上。
郑和下西洋赚的钱，直接进了朱棣的小金库，户部不能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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