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太后和鬼子六（奕?）的矛盾越来越大，那还得从同治四年（1865 年）的“蔡寿祺事件”说起，这事儿可算是揭开了他俩权力斗争的大幕。
这事儿啊，是蔡寿祺上了个弹劾奏折，把奕?的各种罪名都列了出来，什么贪污、骄傲、揽权、徇私的，还建议奕?把权力交还朝廷，自己回藩邸待着去。慈禧太后一开始也没急着处理这奏折，就先“留中”了，这也能看出她对奕?还是挺小心的。
不过呢，太后在朝见的时候跟奕?说有人弹劾他，还把蔡寿祺的奏折拿给他看，这奕?的反应可大了去了。
他马上就要抓蔡寿祺来审，这可把太后和慈安太后给惹恼了。
她们本来想给奕?定个重罪，可大学士周祖培他们就请求先把事情查清楚了再定罪，这也算是给奕?留了条活路。
后来在内阁讨论的时候，大学士倭仁、周祖培他们觉得蔡寿祺的指控没什么证据，还在上奏里暗示奕?要是能自己管管自己，就不会老被人说闲话。
太后收到这模棱两可的答复，那可就不干了，她直接发了个措辞很严厉的朱谕，把奕?一顿骂，说他自从议政以来就狂妄自大，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还在背地里挑拨别人，然后就下令把奕?的所有职务都给撤了。
这一决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强烈反对。
惇亲王奕誴心急如焚，赶忙上书太后，言辞恳切地认为奕?并无大过，仅是在言语上略有疏漏，恳请太后三思而后行。
太后闻之，旋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责令他们速速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于内阁会议上共商此事。
会议当日，众臣皆因太后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如坠云雾，茫然不知所措，难以达成共识。
醇郡王奕譞心急如焚，匆忙从东陵赶回京城，奋笔疾书上书为奕?求情，恳请太后大人有大量，宽恕他往昔的过错，赐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太后将此奏折亦发交王大臣会议。
会议中，倭仁精心起草了一份疏稿，对奕譞的意见予以全盘否定。
然而，肃亲王隆懃等人却力挺奕譞，致使倭仁不得不数易其稿。
最终，军机大臣们纷纷倒向倭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坚定地站在肃王一方。
由于群臣意见相左，各执一词，太后深知若不妥善处置，不仅会引发内部的强烈抵触，更可能招致外国势力的横加干涉。
于是，她在三月十六日颁布上谕，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却仍如紧闭的大门，不允许他迈入军机处半步。
然而，群臣对此仍心怀不满，太后无奈之下，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应允奕?重归军机大臣之位，可惜议政王的名号却如那逝去的云烟，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事件宛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更在太后与其他朝臣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为清朝的政治局势埋下了动荡不安的祸根。
在太后得知广西落入革命军之手，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创建船厂之后，她的担忧迅速升级。
革命军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陆上作战能力，如果他们再拥有海军，对于清朝的统治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太后深知，一旦革命军建立起海军力量，那么满人统治的根基可能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甚至有可能被赶到关外去。
面对这样的危机，太后立即下令，命令广西提督冯子材和直隶提督刘铭传南下，夺取广西。
冯子材和刘铭传都是清朝有名的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和战斗经验对于太后来说是一大助力。
太后的命令非常明确，她希望这两位将领能够迅速行动，阻止革命军在广西的扩张，并尽可能地摧毁他们的船厂，以阻止革命军海军力量的形成。
刘铭传在怀化得知太后要他和冯子材一起去对付杜武秀，他不禁怒骂道：‘‘玩呢？乱指挥，我如果南下了，李德邦大军不得长驱直入直接拿下湖南啊！’’
刘铭传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革命军南方军队一直是清朝的心腹大患，如果他趁刘铭传南下之际进攻湖南，那么清朝的局势将更加危急。
总兵丁汝昌看出了刘铭传的顾虑，他提议道：‘‘可否让我率军两万南下，您坐镇怀化，防备李德邦’’。
丁汝昌的提议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他愿意亲自率领军队南下，这样刘铭传就可以留在怀化，防备李德邦的军队。
然而，刘铭传却摇了摇头，他坚决地说道：‘‘那位指名道姓的让我去，我必须要去，你率领三万大军驻守此地，我率军两万和冯提督的兵马去对付杜武秀’’。
且说丁汝昌这人啊，本来是太平军中的一个小兵。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 年 1 月）的时候，太平军把庐江地区给占啦。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好多没地没家的小年轻都跑去参加起义军，想靠这个找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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