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明到达泉州的时候，苏圣平确实不在城中，那会他已经前往乾安县。一方面是回溪头去看望师傅、大师兄和老奶奶，另一方面则是早稻成熟后，乾安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觉得很有代表性，需要前去查看一下，做出处理，争取成为民政治理上的体制。
跟以前田赋政策相比，以一亩二斗为数收取，跟历朝历代的田赋政策有很大区别。跟越朝的政策相比，首先是数字上的区别。苏圣平当年参加国试的时候做过调查，泉州府农民耕种田地，亩均年产一石三，每年官税两成，就是两斗六分，比最新的一亩两斗高了百分之三十。更不用说交了这个税之后，官府还会征发修桥补路、运送赋税等杂役，而现在不用再交任何税赋，更关键的是农民可以折钱缴纳。
其次是收取对象上的区别，田地主人的身份如果是通过国考的士人，那么他就有五百亩田地不用交税，而有些士人则会各种手段，比如串通地方官员瞒报田亩数量，从而大量兼并土地，而且还不用交税。当年，杜文心推行的重新丈量土地就是为了这个，自然导致整个士人阶层反对，导致收效甚微，最终只是增加了一些交税的田亩，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宝岛从一开始就是实行这个政策，也没有什么地主，自然没有什么阻力。但泉州、莆田、龙岩三府就不同，实行之后有三个问题。
第一，普通地主占了大便宜。把各种杂税并入田地，主要是为了普通民众。但是地主租田给农民，农民就要负担这块田地上的杂税。这个结果对官方来说看似没有什么区别，地主虽然可以把佃租、附加在田税上的其他税收转嫁给租种的农民，但还有其他丁税、徭役还是要负担的，可如今这样一来他们岂不是完全不用缴纳任何税赋，不用为社会做任何贡献？
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前可以享受免税的那些士人的田地，如今也要交税了。这一下子每年要多付出的钱财可不是一点半点，这些人自恃是苏圣平需要拉拢的对象，所以有恃无恐，仍然拒绝缴纳赋税。
第三个问题，则是出在以前官府的吏员身上。当初国民军驱逐的是经过朝廷任命的官，比如说县令、县丞、主簿等流官，而不包括六房主事等吏员。
另外，刚刚已经说了，实行了新的田赋政策后，百姓可以折钱交税，而且每亩多少钱有定价。这样一来，以前仗着收税能发财的吏员，就没有积极性了，没他们收税，加上一些人抵制交税，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这次到乾安，苏圣平带了不少人，幕僚厅、民政系统、议政会的会员，加上护卫大约三百人。泉州府议政会的地主代表之一耿青松，他是乾安最大的地主，拥有县城周边近半田地。现在的田亩政策，他得益很大，如果要做调整，乾安就要拿他开刀。同样，如果得到他的支持，也就成功了一半。
早稻成熟开始，苏圣平就带着他们开始离开泉州，除了中途自己回了一趟溪头，一直在跟民政负责人事、财税和议政会那些人说话。把自己的一些安排和打算跟他们说清楚、讲明白，而他首先想要解决的是吏员问题。
苏圣平记得那时候看书，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两千年封建史上最被低估的一类人，真正干大事的正是官府中的吏员。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哗众取宠，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乾安县城的大堂内，苏圣平对场中近百人说道：“一个王朝的人群大概可以分成四层，第一层是坐在最顶端的帝王，第二层则是为围绕着皇权、维系整个社会运行的官员、权贵，第四层则是普罗大众，包括农民、商人、工匠等等。在这之间，还有一个第三层，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大家觉得是不是，在座的其实不少以前就在官府中做过吏员，应该有这种感触。”侯望楼等做过吏员倒还拱手朝众人施礼。
“朝廷的税收、兵役、治安和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有人说对于朝廷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朝廷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吏员这个群体很厉害？”场中不少人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显然是否定的答案。
“这样一个宠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高一点的收入。”
“我们知道，有些朝代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这实行的时间很短暂，而且这条路很难。直至后来有了朝廷统一的考试取士后，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级无望，作为吏员阶层，没有私下伸手的话，收入也很低下，可他们也要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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