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此时刚刚处理完外藩蒙古和沙俄的事务，好不容易安抚了这个不安分的盟友和另外一个知之甚少，好在还未成大患的敌人，也颇为头疼，南方的战事愈发焦灼，使得他一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应付北面。
不仅如此，号称“满汉一体”的顺治皇帝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还亲自否决了汉官提议的“放宽逃人法，动员地方官员处理各地日益泛滥的流民”奏折，并对提议的官员革职流放，同时警告诸臣，再有敢妄议此事者，一律严惩。
如此高压政策之下，清廷朝堂上那些以为不过是换了个皇帝的汉人官员们，也纷纷看清楚了这个口口声声“平治天下，满汉一家”的满人皇帝是什么面目，认清楚了自己不过是个奴才，从此更加低声下气，谨言慎行。
毕竟，这个时候剃发易服，入满清朝廷为官的人，不在乎谁当皇帝，只在乎天下，因为个人局限性看不清楚的，只是少数，其他人又如何会为这种事情操心劳力？
而就算是单纯从政治角度来说，现在清廷，前线用兵正棘，各地战事不顺，顺治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他毫无疑问要下更大的本钱去讨好八旗贵族，逃人法自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松弛，否则顺治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清廷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南明那么激烈，但也不是不存在，特别是处于逆局，资源不足，需要各方齐齐出力的时候，各种矛盾更容易爆发。
随着时间进入三月，李定国在广东汇聚五万大军，除了在柳州和平乐留下数千守军之外，几乎掏空了两广的兵马，带着十几头战象，近百门大小火炮，发起了第三次东征。
郑成功猜得没错，他虽然已经明确表态无力西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李定国的决心，甚至李定国还想在二月的时候就突然出兵，打尚可喜一个措手不及，只是因为他去年物资损耗颇大，今年没了郑军协助之后，需要征集更多兵马，时间便拖到了三月份。
尚可喜，耿继茂，高第等人虽然没想到李定国会那么快就卷土重来，但他们也同样反应迅速，粤北清军同样如此，没有给李定国任何可乘之机。
广州城依旧固若金汤，上一次吃过亏之后，李定国如今也不打算猛攻了。他现在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围到城中粮尽，逼迫尚可喜出城决战。
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做的就是等清廷的援军和上一年一样，前来救援广州，然后扬长避短，围点打援。这也是他要倾尽兵马而来的原因——同时应对两支清军，兵马不足的时候，就不是围点打援，而是腹背受敌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刘文秀派人秘密来见他，说明了孙可望也要出兵湖广的计划，这让李定国不必再担心腹背受敌，他已经摸清楚了线国安的套路，知道对方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主动出击的。
郑成功通过军情司的密探，大抵都了解到了这些消息，经过两年时间的渗透，便是湘西地区，军情司也已经有了信息来源。只是孙可望在地区推行的保甲制度十分严格，郑成功只能获得很少的情报，主要还是结合脑中对原本历史的记忆来做出判断。
孙可望三月的时候虽然还没开始出兵东征湖广，但为了出征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却是已经紧锣密鼓，刘文秀这个大将军，终究还是被赶上架了，白文选，冯双礼，还有他的许多旧部也都在出征大军的队列之中，足足六万人马。
李定国这边的实力比原本历史上要强许多，而孙可望这边的差距就不大了，反倒是湖广清军的实力，特别是八旗兵，除了荆州的驻防军不变之外，其他的兵马并没有原本历史上那么强，部分精锐甚至被抽调到了东南。
郑成功和参谋总部的参谋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根据军情司的情报，对于各方的战事，也有了严格的推演，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果，并根据这些结果制定了各种应急策略。
孙可望方面，因为郑成功的孙刘兄弟同样不和的推论，参谋总部对于湖广的战局也有原本的持乐观态度转为了持悲观态度，六万大军，必要的时候孙可望还有三万精锐，如此雄厚的兵马打下长沙原本是没问题的，可一旦领兵的主帅无心作战，那就不一样了，撤兵是随时的事情。
李定国此战依旧不被看好，他的兵马虽然壮大了不少，但装备，后勤，还有其中的精锐都不如上一年，虽然尚可喜的力量因为清廷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可他一直都没在这个对手身上讨过好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刘文秀作战决心不足，极有可能放清军主力南下夹击广东的李定国，这成为了参谋总部对比推演之后，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
郑成功知道，李定国一旦在广州城下损兵折将，惠州也就危险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干预到广东和湖广的局势，只能是集中力量打赢福州大战，击溃济度率领的八旗南征大军，然后撤军回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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